出版与联合 ——冯俊华谈副本制作的十年
副本制作的前传是ddf合作社，2007年，冯俊华和朋友们在其中用打印机制作了第一期《ding-ding-fing!》。之后，空间折叠成这本刊物，开启了副本制作。
如今十年过去，副本制作编辑和出品的出版物超过了一百种。它们被称为小册子，可“小册子”意味着什么呢？副本制作把当代汉语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但当代汉语的实现“最终意味着要改变人们用以谈论和思考社会的语言”（注），这使副本制作从一开始就没法只在文学层面和在观念层面去结构自身，作为基础方法的出版也得以在总结和呈现的一般需求外，有机会成为联合工作的发动机。
2019年4月13号下午，副本制作的编辑之一冯俊华在打边炉分享了十年来的一些工作思路和经验，我们将近三小时的讲座内容整理编辑成文本后，交由冯俊华再度审校及补充，共同完成了这篇近万字的回顾。整理与编辑：黄紫枫。
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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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2002年说起，那时的我在出生的阳江的第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从3月起，我成了世界书店的热心读者，由此卷入一场地方性的文化和生活运动中，这场运动当时已经被命名为“阳江青年”。世界书店是“阳江青年”的主要据点之一，店主是鲁毅，他写小说和诗，和陈侗老师合作做“午夜文丛”的出版策划，平日在阳江，周末会到广州办事和进书。我几乎每天逃课去世界书店，看书、见不同的人、讨论，参加聚会。我突然发现生活了十六年、已经有一些嫌弃感的这个五线小城市——现在四线了——其实能、也正在发生着热烈的事情，而参与到其中让我感到自在。这对我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半，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我的原点。
世界书店的一次活动。照片提供：王梆
有三方面影响是直接的，首先我见识到了一种有平等精神、日常性的、跨领域和阶层的联合状态。“阳江青年”的活跃期大致是1999到2004年，在2002年，这种状态早就成形，它包含了在不同空间腾腾的大量相处、协作、相互支持，自然和流畅使我以为一直是如此和本该如此，未意识到前辈们曾／在付出的努力——我想还有勇气。它有时会朴素、也狡猾地表达为“（鄂爱）一齐做嘢”，即“（我们要）一起搞事情”；属于“一齐”的有艺术家、小说家、诗人、建筑师、麦当劳经理、公务员、酒吧老板、教师、报刊编辑、民间艺人，还有小企业主、工人、学生、摩的司机、父母亲，等等。我不想用身份替代那些亲切，这里只为了方便说明。小城市里人际和交通的便利系容易被辨别的借助，但意外在这个网络也基于美学想象，即“做”后面潜伏的“做什么”。这些美学不能说共同拥有，但个体都能感受到、并多少需要作出回应，因为它的第一现场是由建筑，及对其观看、使用展开。追究“阳江青年”的命名，直接来源是郑国谷的一套摄影作品，全名叫《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因缩写而易被忽略的后半里，“行为”约等于“做”的此时此地，而定义它的是“越轨”，即不服从、挑战和挑衅。前辈们的开拓有很多自发性和偶然，但当工作成形，成为我和小伙伴们度过青春期的公共环境，被激起的想象大多不止于美学。
世界机构网站(已关闭)首页截屏，中间系其LOGO（郑国谷设计）
世界机构（一楼系世界书店）如今的外立面，原来是黑色。
拍摄：梁健华
和互助氛围相应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共同成长的自信。来世界书店之前，我虽然积累了一些阅读和写作，但没有公共实践的经验。自然，公共和个体很多时候并不截然，被都收纳于“做嘢”。不同的人几乎每次聚会有对“做”进行鼓动，凝练的表达出自鲁毅：“如果希望某样东西出现，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动手。”除了投注创作，差不多马上组织起年轻一代的合作社“打口青年之家”，空间由诗人陈舸支持，此后他还开了打口书店给我们做日常运作。我发现了互联网的连接能力。检讨则来自密集的相互批评，被世界书店或世界机构邀请来交流的、到“广东快车”的后方和工场休息和讨论工作的、及被“阳江青年”吸引来考察的外地创作者、策展人、书写者、组织者等，也提供了校正的视角。一个加入黄边站后才被理解的经验是，在阳江，我没看到过艺术的白盒子状态，或者说，经验更多的是后台、生产状态，其特征是平等的日常相处和群策、群力。对“做”的热情匹配对学院的不屑，相互告诫不要入科班。有朋友没参加高考，有的休学，我也放弃了通过高考接受学院教育。我有另外的启发。鲁毅讲起杨诘苍老师学道的故事，在罗浮山，道长两年没给他任何传授，杨老师的解释是，日常相处即传道本身，在东方以求道为目标的师徒关系中，重要的是“多看、多想、不要问”（我留意到，里头没有“多听”）。我被这个故事吸引，虽然杨老师承认他的解释有浪漫化。
打口书店的开张（2003）。海报设计：王梆
最后，我分享到了“我们有能力实现不可思议之事”的激动。这有时被归原于地区气质，有时又反过来作为创造力的证明。“不可思议”之一，是觉得真的能“地方包围中央”了。《地方》也是世界机构出版的“阳江青年”同仁刊物，第一期封面上罗列了关于“地方”的词条，第二期写着“已经做好轰炸美术馆的准备”。前辈似乎证明了文化及创造的可能系于自身，小伙伴们聚会时，谈着阳江和广东、香港，一起嘲笑权力中心，根据陈侗老师的定义把自己称为新地方主义者——对还未离开过阳江的高中生，这可能是盲目乐观：“一定会实现”叠加在“有能力实现”上。两三年前，看见郑国谷在采访时说“这是宇宙允许的”，我感到秘密的愉快，想起不记得哪个小伙伴说出、然后广为传播的话：“阳江是宇宙的中心。”我没意识到，问题不在如何定义中心、非中心，“是”和“非”都以身外的对抗关系为凭，问题在如何去中心、且持续更新自身的决心。而对中国空间的认知，我很长时间停留在左图右史。2003年，一个蔓延中的发现是，媒体和笼统的“外界”对阳江的叙述虽然变得密集，但都经过不同需求的筛检，书写者惊奇于满街小摩托、春联、喝那么多酒还能聊和搞艺术，他们想挖掘“阳江青年”的秘密，却总结为“说不清楚”，把艺术家比作慢腾腾长肉、等待捕捞和展示的海鲜。于是对共同体策展人和书写者的呼声越来越高，鲁毅开始编一本叫《世界虚构》的文学刊物，可以视为尝试着发展新的交流网络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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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时，我把志愿都填了广州，决心是去博尔赫斯书店当学徒，不过我没和任何人讨论过这一计划。2004年5月，我开始在博尔赫斯书店兼职，6月是博尔赫斯书店十周年，记得酒会当晚，来宾和读者都走了，我和同事拿着啤酒想放松下，突然听到身后声响，回头看是陈侗老师在扫地。到下半年，陆续有其他小伙伴来广州上学或工作。从阳江到广州，虽然有地理上的考虑，但更强烈的热情来自阅读、听闻、与广州来的前辈接触，大家想知道广州的“革命”状态是什么样，并且不错过这一热闹——在广东快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报道中，陈劭雄老师引用了“革命总是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产生”结尾。此外，也多少和世界书店合并进了博尔赫斯书店有关。世界书店关闭是标志变化的事情，同时，建筑作为第一现场的能量、能与有公共性的集体生活共融的形态也在阳江关闭了，这要到阳江组新工作室落成后才有部分恢复。
ddf合作社论坛(已关闭)首页截屏
其实广州也正发生预示着变化的事情，涉及学院教育、画廊、地产资本、美术馆和机构化的多次尝试，听闻中常有谁又去了北京，租工作室或定居。但因为没有对这座城市的直接经验，注意力集中在从阳江习得的知识里，几年后我才在事情间建立起联系，认出它们的意味。但马上有的一种（共同）感受是“阳江青年”的方法、心气在新遭遇的氛围里不被鼓励，前辈们善意地提醒，你们应该回阳江。有人确实这么做了，也有的觉得不说“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动手”吗，这是创造自己想要的文化和生活的时候。到2006年，李宇、黄丹怡、何辉和我筹划了ding-ding-fing！合作社。“ding-ding-fing！”是带有嘲谑的阳江方言，意思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地自行其是，也指大鱼在扭动，它来自某位前辈对合作社的观感，我们接了过来。
合作社的第一个空间开始于6月，位置在海珠区的新凤凰村，由李宇、黄丹怡和我主持，第二个空间开始于10月，位置在天河区的小新塘村，由何辉主持。选址和发起人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有直接联系，新凤凰村在博尔赫斯书店和李宇蹭课的中山大学附近，小新塘村在何辉就读的学院附近。两个空间都是城中村里的两房一厅加厨厕，功能包括了半公共的图书室——我们把各自收的书、文献集中到一起，集体生活和议事的场所——大多时候我们住在一起，聚会和制作的场所，和组织读书会、放映、聆听、分享、展示等活动的场所。新凤凰空间为路过广州的朋友提供住宿，他们包括留在或选择了回阳江去的小伙伴，和与我们同辈的文学、艺术作者，大部分通过互联网结识。合作社主动邀请他们来，有时提供一些创作、生活上的支持，小新塘空间则成为何辉和同学们反对学院的艺术教育的据点。
ddf合作社的角落。拍摄：何辉
ddf合作社的三种手工小册子。拍摄：冯俊华
（以下照片如无说明，均系冯俊华摄）
现在想，发起ddf合作社包含了保护自己不被变化冲散的直觉，使我们能继续发展从“阳江青年”来的实践和判断力。（对我还有文学上的磨砺：小说作者彭剑斌、金特曾在合作社长住，我们相互读出对方的作品，逐句逐句地拆解和换着角度刁难。）这些时间里，我慢慢积成了几个问题，到2007年底才清晰地表达出来。比如，我们会不会是顺延了在“阳江青年”的身体经验而未理解其形成，合作社会不会是罔顾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形势的集体主义和保守化了的地方主义取暖，会不会是一种怀旧情结，它需要怎样更新才能回应新的、也更广阔的现场？因为多年的默契和即时协商，合作社的集体生活并没有积累什么矛盾，但分裂被对问题的讨论引起，我们经历了街头互殴，和砸坏了一台打印机。2008年初，合作社退租、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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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发起人那里，这一行为被表述为“折叠”，即实体的物理空间及诸多愿景折叠进了出版／书的空间。2007年中，从金特的提议，ddf合作社开始制作同名社刊，方法是家用喷墨打印机打印、手工线装，也尝试了一些如今可能被纳入艺术家书范畴的形式。这受到《世界虚构》的启发，这本出了四期的刊物是在世界机构的五楼工作室，由鲁毅和冯远菊打印、装订的，版式也几次修改，其第一期由空白页组成。金特期待建设一种更自立的交流平台，我则想到还可以在大家习惯互联网发表的情况下，强调编辑的参与，强调严谨、耐心和慢。到合作社解散时，我们已经制作了好几种小册子，包括三期《ding-ding-fing！》和一本诗集等。所以，可以说合作社是副本制作的前传。
世界书店的两种手工小册子
对作为实践形态的出版，我的兴趣发生自世界书店，和看到了“午夜文丛”的工作。此前，我只是书的热情消费者。大半个2008年，我在怡乐路的网吧通宵地玩网络游戏，天亮回到新凤凰村睡觉。2009年2月在珠海，我和彭剑斌、邓宁立开始了副本制作，其中“副本”就来自这款网络游戏，英文是instance，台湾译作“地下城”，不过更容易被理解为copy。它是对书和阅读的隐喻，也是一种空间的虚拟形态，需要通过联合和冒险才能完整经历。“制作”则强调与身体、劳动的关系，基于求道的动机，我把副本制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日课。之前困扰我的，是如何在孤独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在基本面上坚持，我也期望它有灵活和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判断力和感受、而非他人的期待为依据。打印机手作虽然有作品感，但对个人的牵制和消耗都大，容易疲倦及陷入工艺细节；传统的民刊和工厂自印则成本高，不收回成本就很难推进，发行的阻滞也使出版意义不容易完成。有天鲁毅告诉我，陈舸找到新的方法做自己的诗集，我再回阳江时，陈舸带我去那家文印店，我和店主讨论了技术的改进，把《ding-ding-fing!》1&3期修订合刊还有已经编好但还没机会做的第4、第5期做了出来。这样一种可以按需制作的生产，结合上豆瓣的宣传、淘宝的销售，让我终于感到了贯通。我为此发明了“小出版”的说法，认为这是新的印刷、传播技术支持下，一种符合青年需求的游击队主义，从事小出版的过程也是争取自由的过程，而“自由是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陈侗）。我受到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鼓励，神秘主义的支持则来自写《论出版自由》的约翰·弥尔顿，他同样是文学同行，也是搞小册子的行家，和我同一天生日。所以，我更多地把副本制作的工作描述为做小册子，我为它们和童年时看到在公园里摆摊的山歌结集、武林秘笈属于同一传统感到兴奋。
副本制作十周年开放日（在广州观察社）
已出版的三种密茨凯维奇
十年后，副本制作的小册子形态已经衍伸出很多变化，既然精神站定了，技术上无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们根据对文本和作者状态的双重判断选择作品，主要精力投入在审稿和编辑上，我是编辑之一，也会邀请相应的特邀编辑，尤其强调文本的内在结构和整体意识。这需要交代一下副本制作对当代汉语的理解。《一目了然初阶》在1892年出版，《先人祭》第三部在1976年出版，可以算作一种主要被匹配于民族国家转型的汉字平民化运动的首尾标志，从白话文推入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写作是这期间的确立之一，但它有过渡气质，体现在比如写作者多少同时具备用文言文和白话文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到1976年时，古典汉语的路径已经被切除，现代汉语则被外在的政治硬化，之后有三十多年，理解力的更新要靠未经梳理而涌入的翻译提供支撑。经过两代人的消化，部分也出于时代情境的颠动，表达和创造的需求越来越明确地逼迫我们要建设一种基于汉字及其象形的新的语言，以回应在加速度中积压的情绪、主题，回应那些幽暗的事物、心理、地域。我想，这首先意味着当代汉语无法在文学内部完成，使它成立的过程也将推动写作者发展出某种综合性，比如尝试多样的媒介和联结方法（综合性本身也会成为一种主题）。而“阳江青年”和ddf合作社的共同体经验，“Die豹事件”中对马甲帮的观察，和阅读历史的经验——特别想提一下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让我比较多地注意人在怎样的与权力结构的相互作用中长成自己反对过的人，既然语言和思维方式、文化习惯是互为潜意识，那么，不发明自身的政治，当代汉语的创作将无法成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最终需要“改变人们用以谈论和思考社会的语言”（阿里夫·德里克），出版因此不是这一理解的完成状态，而有可能作为更多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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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和2016年，这样的念想试探出一个叫“实践论”的共同体计划。2009年，两位前辈向副本制作推荐了诗人王炜，2012年初，我向王炜约稿，副本制作出版了他的诗集《中亚的格列弗》，2014年初，我在深圳OCAT和王炜见面，2015年3月，副本制作邀请他到广州，在观察社实施了“王炜的两种诗剧”，即《韩非与李斯》和《罗曼·冯·恩琴》的读演，同时出版了后者的单行本——这一串罗列稍嫌琐碎，不过可以作为副本制作工作状态的举例。在观察社，我的想法是，用剧场的名义组织起不同领域实践者的共同工作和自我教育，包括写作者、艺术家、策划人、空间和社群工作者、行动主义者等，这一过程不以舞台或行业呈现为第一目的，而把注意力放在大家的相处，和对当代汉语文本／主题／现场意识的检讨、辨论上，形成某些共同理解，进而非项目性地推动一些创作和实践的长期变化。获得这次经验后，我和策划人郑宏彬讨论了“实践论”第一回的大致框架。
“王炜的两种诗剧”（在广州观察社）
需要说明的是，“实践论”的意图使它能成为容纳不同愿景的结构，随着计划推进和参与者变多，尤其到第二回，动能相互推搡着发展到复杂的程度，所以我描述的只能是个人理解。在第一回，两种诗剧继续以共同工作的形态去往上海和杭州，期间我们还有一次尝试，在西安美术馆做了诗剧《先人祭》第三部的朗读会（“副馆长计划”）——副本制作出版了《先人祭》的全译本——认为密茨凯维奇提供了一种成为“那个（实践的）人”的可堪借鉴的样本。到2015年底，参与者们以“就近说明”的名义聚集在西安，这一地理选择部分与“工地大陆”的文学想象相关，我们感到需要先理解城市和中国空间的教育。王炜也完成诗剧《毛泽东》，有章节回应了广州以来的集体移动／勘察经验；三个诗剧文本及在各地的演出、讨论、反应，加上早几年王炜和申舶良发起，给诗剧提供了主要素材、自身也是一种综合性实践的工作项目“各种未来”，构成聚集的问题意识背景板。我们读演了《毛泽东》，工作坊“不安的方法”由艺术家朱建林主持，内容是参与者的相互辩诘，他为《诗剧三种》绘制的封面在过程中打开为展览的搭建。
“不安的方法”的部分参与者。照片提供：陈韵
“就近说明”（在西安美术馆）。照片提供：西安美术馆
我们想展览开幕后沿黄河自驾，作为第一回的收尾，但无休止的通宵聊天和二手烟让大家疲惫得丧失心力；我去上海，在定海桥互助社认识了潘赫和张涵露。2015年7月，金特用三年完成关于广州的小说《西伯利亚》后，又用一个礼拜写出关于东北的小说《冷水坑》，9月，副本制作邀请金特到杭州，他第一次向“实践论”阐述了对东北亚的理解；王炜也触及这一主题，此前，他启发我去想当代汉语与“亚洲”和地缘的联系。2016年3月，我在辽宁和黑龙江拜访了不同城市的空间和团体，之后同潘赫讨论，把沈阳的失败书店作为“实践论”第二回的工作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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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被理解为序章，第二回因此自觉地增加了颠簸，带有更强烈的紧急状态和运动气质。金特以驻地作者的身份先到沈阳，把《冷水坑》改成四幕剧，王炜根据“鲁荣渔2682号事件”和“实践论”构思了《航船》，写出框架性的基础剧本，两个戏剧形成首尾漩涡，围绕它们的是一系列文本研习、共同写作、排练和演出，由“实践论”和当地青年联合实现；主要来自参与者的讲座、分享、讨论以“双日圆桌”的名目（指望每两天能做一场）分布在沈阳、哈尔滨、大连，有十九场；五个试图从在地性发展的青年工作小组计划最终实现了叫“高压俱乐部”的一个；工作坊“不安的方法：最低共识”作为《航船》第三幕，依然由朱建林主持；此外，带着某种对地缘未来的预示性想象，我们邀请了东京的松本哉（“素人之乱”）、釜山的金建宇（“搞怪报复”）来面对面。我理解这是嵌套的结构，居于核心是寻求对才能的辨认、理解，并探讨自我实现的可能路径；当代情态下，后者与一些基于“才能的溢出”的联合图景相关，而“溢出”或许既是创造力在此中驱动起来的综合性实践，呼吁着跨领域的共同感知（其中包括推演一种个体基于“溢出”的公共性部分、对其单位化，以单位进行联合及再联合的方法），也形成对自我实现的保护。这使“实践论”第二回中的几乎每个时刻都成为实践时刻，甚至能约等于参与者这段时间的生活本身，大家因此更愿意根据感受和“余震”而非观念表达和呈现来评估“实践论”。由于参与了策动，后面这点对我尤其重要。（期间的我编完了《塔杜施先生》，封面是艺术家欧飞鸿为《冷水坑之黑松林问鬼》绘制的舞台背景之一。）
《冷水坑之黑松林问鬼》的演出（视频截图）
“不安的方法：最低共识”，《航船》第三幕。拍摄：孙艺铭
双日圆桌之一。海报书法：欧飞鸿
最终，“实践论”的参与者都认为“被实践”的是我们自己（张涵露也在一篇文章写到）。这个“最终”经历了持续两个月的精神紧张和争吵：首先围绕逐步清楚的去中心方法论，潘赫后来归纳为“去权力惯性、去主体幻觉、不追求最大有效性的专业分工”；然后关于“地方工作”或“社会参与”需要什么样的有效性，其中，媒体化和制造事件／明星的热情被反对；还有议事机制（比如，在沈阳我们没能像第一回那样住在一起，而是租了两间房子，分别安排男性和女性参与者，不同的作息和讨论习惯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映射在性别上），还有身份和熟人政治等等。“最难被面对者”有时显现为东北，更多时显现为我们自身，偶尔显现为事件。7月中到大连后，《航船》对青年（具体化为“实践论”参与者）的角色设置（同时系“创建者”与“毁损者”），及各自实践面向在戏剧中被闭合起来以启发、揭示未来要出现分裂的作者意图，引起了伦理上的质疑——部分出于前段时间的集体经验。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起“实践论伦理”，为第二幕做准备时，参与者提出“实践论”关键词并投票，结果可以视为这一理解的轮廓，前十依次是：
钱（投票中没人提出这个关键词，但在总结时被想到并获一致通过。除回声书店赞助了松本哉、金建宇的交通和住宿，第二回的经费基本由我和王炜分摊）
生命力消耗
共同工作
实践伦理
相处
疯子
要有爱
民主
生产
公正
松本哉邀请我们参加东亚大笨蛋的跨国族聚会“No Limit东京自治区”，9月，借李致恿、史镇豪、朱建林发起的“榕树头旅行社”，这一回访得以成行。紧急状态中激动的能量如何可持续化开始急迫，年底，“实践论”以剧场为方法的部分发展成“44剧场”，在《先人祭》，密茨凯维奇把四十四作为未来力量的名字；2017年初，高压俱乐部发展成“折叠的房间”。它们都是跨城市、跨领域的网络，44剧场倾向合作而基于个体，折叠的房间倾向互助而基于空间。44剧场的第一场活动是和冯火印刷社、上阳台联合主办的松本哉讲座，“怎样街道还给我们？”；上阳台开张时，折叠的房间成为首批进驻业主，副本制作也以折房广州的主持者（之一）参与上阳台。在东京自治区，我们认识了思想家柄谷行人，“实践论”和《同时》策划翻译了他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这本小册子被44剧场研习，让我得以理解“实践论”和安那其传统的联系，而柄谷行人受意料外的热情鼓舞，着手《原则》的修订和新联合主义运动的再思考。作为驻地作者，金特至今还生活在沈阳，写小说，和冯喆、潘赫一起琢磨着“满洲飞儿子”乐队。
折房自由行第一回，满洲飞儿子的巡演。海报设计：冯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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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剧场参与者和“实践论”有相当多重合，但演变之一在用认领协调人和不同分工的方法组织集体工作，协商产生每一回的概念性框架和参与结构，实施则信任协调人和区块认领者各自的方法论，为主题展开的过程积累起“（社群性）节日”的气质。就演练／构筑某种有反应能力的思想共同体的意图，追究起来，似乎可以说“实践论”实现了一部分，或参与了一些精神基建。它有第三回的构思。在西安时，陈韵和我聊“实践论”为什么呈现出对游动性的需要，当中她说，广州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几乎是瞬间，这句话里的文学真实给我拉开一种赤道身体往北观望的视野，阳江开始扰动的一系列方位理解被翻转或取消。从海和火山，通过更多的水道、洋流、信风、岛屿、定居城市、潮汐、山棱，游动民呈现它的海洋锋面和山地锋面，前者的飑锋在珠江口（回应性的规划是深圳、大湾区），后者延伸至交界于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的武陵山脉（山人）。
另一方面，这句话并非新时代的现实图景（也意味着并非只有“是”与“不是”的路径），毋宁说，被触发之后揭发的首先是我（们）与诸多历史经验、精神事件、知识场域间的认知空洞。44剧场第一回有一些研习，到2017年底，我在深双外围的“临时艺术社区”中实施了“交通站”，邀请一些以上阳台为活动据点的实践单位、折房网络所触及的社群空间，以及香港、雅加达各有两个团体来互通有无（新加坡的一位导演未能成行），希望从面对面开始对新地图的又一次摸索。副本制作支持了文献小册子的出版。其中，雅加达团体是刘菂推荐、与黄边站合作邀请的ruangrupa和serrum，除了当代艺术教育愿景和组织方法上的好奇，我也有私人的观察兴趣：ruangrupa的成立与“阳江青年”几乎同时期（后来，李筱天还发现它们都参加过2002年的光州双年展）。有几个时刻，这使我产生了对一种平行宇宙的轻微想象。
交通站在临时艺术社区，“到处运动”取自材料组的作品名
交通站在上阳台组织的交流
上次回答《打边炉》的“吹水史”提问时，我描述过一个梦，梦中我在一座新道观的院子里，院墙上凿着“虚时而行”四个漆金的字。被惊醒后，这个梦成为我锚定自身的主要场景。最近我想到，“时”可能是主动性的，“虚时而行”也可以轻便地理解为在行止中保持着“虚”的使动状态，相当于内家拳的虚劲，如此就与吴清源所说“委身于流势”相连；我希望副本制作的下一个十年仍委身于当代汉语的流势。2012年，黄小鹏老师和徐坦老师在广州创立黄边站，部分地恢复了不论出身的当代艺术教育传承，我当年报名加入（同时开始内家拳的学习），后来也参与到2015年底启动的改制，和上阳台的筹建。后者从黄边站对教育的想象发生，过程中汇集了好几种共同工作和跨地区、语言交流的脉络，黄边站推动这个计划，并承担了空间改造完成前的启动资金；之后，实体的上阳台被移交给由实践单位（黄边站成为其中之一）组成的业主大会，实现平等协商使用和一单位一票的共同管治，也平摊租金、水电费等开支，以这个方法为最低共识，再有着出入的个体及单位、集体的自由联合。一座叫阳台的道观与它的名字有关，在王屋山，李白和高适、杜甫一起去这里访司马承祯，到后才知道白云子已经过世，李白为此写下《上阳台帖》。既然人无法凭靠个体完成朝向自我解放的自我实现了，当代情势下的联合将因此越来越有平时的动力，少奇崛的状貌；而我猜想由解放达到的不会是什么“新人”——对新人我有些怀疑的，我觉得是“真人”，即《洞元自然经诀》中“体洞虚无、与道合真”的真人。
冯俊华，1984年生于阳江，曾长期供职于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现供职于黄边站。副本制作的编辑；发起和参与“实践论”第一回（2015）、第二回（2016）和44剧场、折叠的房间；2017年加入上阳台S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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